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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觉醒年代》启示录:影视剧如何呈现思想史

《觉醒年代》启示录:影视剧如何呈现思想史

  《觉醒年代》作为一部历史正剧,其首要贡献不是客观地描述了关于那个年代的历史细节和历史真实(那只是一种有效的艺术方法),而是以一种罕见的勇气,用影像书写了中国现代思想史上一段重要的历程——从文化启蒙到思想启蒙到政治觉悟到革命行动的完整思想史。   《新青年》和新文化:重溯思想的源头   从1915年到1921年——《觉醒年代》用了43集的容量来呈现这短短的六年时间,正因为这六年的重要性和关键性。该剧编剧龙平平在阐述创作构思时就说:“今天中国的一切,皆是从这六年衍生而来的。”   和以往表现这段历史一般只关注“五四运动”和“一大建党”两个重要时间节点不同,《觉醒年代》向前回溯,以《新青年》(最初起名为《青年杂志》)杂志的创建和“新文化运动”为叙事主线,意图重溯思想的源头。   编剧龙平平在谈到创作源起时说: “很少有人知道赵世炎、邓中夏、陈延年、陈乔年、蔡和森、俞秀松、何孟雄。这些民族精英都是最早的一批共产党员……”可以说,《觉醒年代》的首要目的,就是要去追寻“红船是从哪里驶过来的”,以及“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发源地”,就必须要从《新青年》杂志讲起,从白话文运动、新旧文化之争讲起,从思想的源头和传播讲起,由此在新文化运动、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之间串连起一条必然的因果线,赋予《新青年》杂志和主编陈独秀不可替代的历史地位。在建党主题的影视剧创作中,这是一次眼光独到、视野开阔的历史表达。   个人、群体和时代:重构思想的场域   新文化运动、五四运动和创建中国共产党,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三件轰轰烈烈的大事,“都是由《新青年》的这一群人发动起来的。《新青年》的这些人贯穿六年三件大事的始终。这就决定了这部剧反映的是一个群体,而不是个人。”   《觉醒年代》所写的是一组群像。不同于以往一些同样严肃而具有思想深度的历史正剧,该剧应该是第一次写出了一组思考者的群像,还写出了这组群像中的每一个人,与群体、与时代之间纷繁复杂的关系,由此写出了一个思想的场域,一场真正从书斋里走出的革命。   这一组思考者,他们的身份首先不是政治家,而是“坐而论道”式的教育者和思考者。当剧中的鲁迅问:药在何处?寻药之人是谁?陈独秀回答:我,我们。这里的“我们”,是陈独秀、李大钊、蔡元培、胡适、赵世炎、邓中夏、陈延年、毛泽东,甚至也包括了辜鸿铭、黄侃,这是一组从旧式文人到新式知识分子到革命先驱者的人物群像,他们的书生意气,绝非古装历史剧中的快意恩仇,他们的唇枪舌剑,更非利益纷争下的权谋诡谲。他们每一个人,都全然一派天真、一腔赤诚,只为给古老的中国找到沉疴已久的病根。   这群思考者,他们身处的是怎样一个时代?整整43集,从海外到北大,从红楼内外到街头巷尾、田间地头,从学校、家庭到工厂、乡村、监狱,《觉醒年代》用极大的篇幅展现了这些思想诞生的场域。对《新青年》编辑部的每一次会议、每一场辩论,都事无巨细,极尽描述。正是这样一种描述,使得剧中的每一个思想者,尤其是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胡适这《新青年》的“三驾马车”,完完整整地展现出他们中西贯通的思想来源,循序渐进的思想理路,更有矛盾痛苦的思考过程。   如同剧中蔡元培所比拟的 “先秦时代”,“觉醒年代”是一段“百家争鸣”的时代,一切争论的焦点就在于:在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,保守和革新,哪条才是正道?改良和革命,哪样才能救国?研究问题和信仰主义,青年人该何去何从?坚持理想和面对现实,教育的目的和意义为何?   《觉醒年代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大时代中的急迫问题,却并不让任何一个思考者仓促地给出答案。剧中的他们常说的是:我要好好地想一想。这是一个多么重要和关键的历史时刻,容不得武断,也容不得犹豫,既要研究问题,更要研究主义。而如何以一己之思考去影响他人,影响更多的人,去改变时代,这便是思想的较量,是教育的目的和意义所在。   在思辨之外,剧中还有大量为人称道的生动细节,具有高度隐喻性和象征性的视觉符号。如开篇的车辙,鲁迅出场时的人血馒头,写作《狂人日记》时地上的一盘辣椒和后院的两株枣树,陈独秀和李大钊登上的残破的野长城……此外还有各种“动物入画”——踏在镜头上的骆驼蹄子,陈独秀演讲时一只爬上话筒的蚂蚁,陈独秀放生的青蛙,陈延年组织的工读互助社里的小羊,毛泽东冒雨穿过的长沙街道上的老牛、一群鹅和一条鱼缸里的金鱼……   这些被称为高度写意的影像风格,体现出的不仅是一种美学的追求,更是思想的高度。是细节,也是整体,见微而知著。正是所有沉默的见证者和众生相,共同构成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场域。   没有一种思想是空穴来风,没有一个个体的思考不和他的时代息息相关。只有当李大钊走出校园,走进工厂,毛泽东离开北大,走向民间,当每一个个体觉醒了,才会有觉醒的时代,才能得出最终的结论:“中国共产党的诞生,是近代中国历史选择的必然结果,是中国人民选择的必然结果”。   可见的人:寓思想、大义于人之常情中   思想的呈现,最直接的途径是文字和语言。剧中几段重要的演讲,今天听来也振聋发聩。   如蔡元培就职北大时的演讲:   “现在外面常常有人指责北大腐败,是因为来此求学者都抱有当官发财的思想,以此为捷径。因为一心要做官,一心想发财,所以从不问教员之学问深浅,唯问教员官职的大小。”   如陈独秀在震旦学院的演讲:   “当代中国的新青年,我以为应该有六个标准:一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;二、进步的而非保守的;三、进取的而非退隐的;四、世界的而非锁国的;五、实利的而非虚文的;六、科学的而非想象的。六条标准,总的来说,就是科学与民主。”   还有胡适的演讲《大学与中国高等学问之关系》:   “国无大学,无公共藏书楼,无博物馆,无美术馆,乃可耻耳!”“今天我终于回来了。我胡适回国后别无奢望,但求以一张苦口,一支秃笔,献身于北大迈向世界著名大学的进程!”   这些语言配合上演员马少骅、于和伟和朱刚日尧形神兼备的表演,思想的铿锵有力和激情澎湃,都转换成了可见的人。   以影像表现思想,表达观念,往往会流于空泛,但这恰是《觉醒年代》通过人物塑造到达的成功之处——把思想转换成形象。形象本是泥塑,打理好外型,语言附着于上,再吹一口气,人便活了。这口气,就是人物的精气神。如于和伟所说:“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创作原则和方向,就是抓其神,抓住神就等于抓住了灵魂。神似要远大于形似,我们所有演员都是尽最大限度去抓角色的内在精气神”。   这股“内在的精气神”除了体现在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讲里,更体现在一段段日常细节中。《觉醒年代》的人物塑造最为醒目之处在于,寓思想、大义于人之常情中,以情感的力量凸显思想的力量。   剧中着力表现的,是蔡元培、李大钊、陈独秀、胡适的“君子和而不同”的友情,陈独秀、陈延年、陈乔年父子三人“爱恨交织”的亲情,李大钊和妻子赵纫兰青梅竹马、相濡以沫的爱情。就在一幕幕人间烟火中,一段段平实的家常中,有着丝毫不输于礼堂演讲的思想力量和庄严崇高。这些饱含着人间情感的日常画面在剧中所占比例,甚至远远超出那些更具仪式感的场面。《觉醒年代》“全景式的”景观,不仅展现出一个大气磅礴的时代,还有这个时代中至真至诚的情感。   把思想转换成活生生的,足以引发崇敬、怜惜、感动、羞愧等各种情感的形象,这是一次对思想者的再度赋魅,是一种“偶像叙事”的新策略。只有通过一种可见的、可爱的、能被广为接受的形象,思想才能得到行之有效的传播。因此,如果把《觉醒年代》视作一次真正的党史学习教育,不仅要看剧本身,还要去看豆瓣、热搜上的数万条评论和视频网站上不计其数的弹幕,去看这一次的思想传播在现实语境中究竟达成了怎样的效果。   不过,在“震撼”“泪目”“热血沸腾”“热泪盈眶”之外,我在豆瓣上还看到一条有意思的评语:“《觉醒年代》剧本最大的问题是把那个年代的人拍得过于激情澎湃了,就好像每一次普通的对话都是在作革命演讲,旁边有无数个摄像机录下来要作证据一样。”   这个冷静的旁观者所发出的不同声音值得探讨。的确,《觉醒年代》的“激情澎湃”正是一种情感的策略,是以情感对思想者再度赋魅的“偶像叙事”策略。那么,这些思想者是否配得上这一策略?   历史自有其内在的真实逻辑,这一逻辑既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合理性,也是打动人心,催人泪下的戏剧性,而价值判断就不动声色地蕴含于其中。这一判断就是:觉醒,是一场发自内心的运动,需要精神的引领,需要思想的返魅,这些思想的先驱者,值得被塑造成为我们今天的精神偶像。他们的形象走出教科书后,却依然自带光环,饱含深意。只有思想的光环能让人热泪盈眶,而能读出那深意的,是依然渴慕思想的我们,那些假想中 “无数的、无形的、围观的”摄影机,正是无数的、我们当代人的眼睛。   (陈捷 作者为南京艺术学院教授) 来源: 文汇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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