■孟向荣
溥仪著《我的前半生》第五章《潜往东北》、第六章《伪满十四年》，多处叙及伪满洲国的国体和政体，便于读者了解末代皇帝在东北建立的“国家”究竟是什么货色。由于它是限知视角的个人传记，也就有必要披文搜献，对其辑佚补阙，从而使我们得到的历史知识更为丰富。于是，《陈曾寿日记》便被推上了前台。
陈曾寿（1878-1949），湖北蕲水巴河人。生长于簪缨之家，早岁颇有大志，自诩为状元之才。举进士后，累官刑部主事、广东道监察御史等。辛亥革命以降，曾短暂在清华大学任教，而常居杭州西湖，后又迁居上海，赖授徒、鬻诗文及卖字画为生。1917年，曾参与张勋复辟事，又多居京津两地，为溥仪服务。1930年，因陈宝琛之荐，为溥仪皇后婉容老师。1932年，伪满洲国成立，他追随溥仪至长春，被任命为“内廷局”局长。张剑在《湖北省图书馆藏稿本日记四种》一书《前言》中曾概括《陈曾寿日记》的三个价值，其中一个就是“从中可挖掘研究溥仪、婉容和伪满洲国的有用信息”。阅读该日记后，信然。
《我的前半生》第五章第三节《夜见土肥原》通过土肥原贤二之嘴说，伪满洲国“是独立自主的，是由宣统帝完全做主的”。当溥仪坚持问伪满国体是共和还是帝制时，土肥原谎称“当然是帝国，这是没有问题的”。该章第七节《会见板垣》则通过1932年2月23日，末代皇帝所会见的板垣征四郎之嘴，图穷匕首现：“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，这是一个新国家，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，一致推戴阁下为新国家的元首，就是‘执政’。”并云可不用共和字眼，叫做执政制。当溥仪坚决表示不能放弃皇帝的身份，得到了来自关东军斩钉截铁的回答：“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，如果不接受，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，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。这是军部最后的话！”在这个节骨眼上，郑孝胥表示了对关东军的拥戴：“日本人说得出做得出，眼前这个亏不能吃，何况日本人原是好意，让皇上当元首，这和做皇帝是一样的。臣伺候皇上这些年，还不是为了今天？ 若是一定不肯，臣只有收拾铺盖回家。”《陈曾寿日记》附录一《局外局中人记》（以下简称“局文”）录有陈曾寿与其弟陈曾矩的函札往还，它的内容印证了《我的前半生》。
强志（陈曾矩字强志）弟阅：今日到旅顺见上，说话甚多。总统一节，苏厂（指郑孝胥）极力主张，且兴高采烈，以为指日上任矣。经板垣到旅见面劝驾两次，上严词拒绝。板心犹未死，大约尚有第三次。好在上意坚决，当不至落其圈套，而苏厂又扫兴矣。
（“大兄”陈曾寿函）新国家为一非驴非马之形式，然处于不得不允之地。现只争到宣言俟国体议出后，如为民主，则立时辞退；须地方应认，得一保障，再出台。后路茫茫，不知如何究竟。
愔仲（指胡嗣瑗，此时与陈曾寿不在一起）仁兄同年左右：自提出大总统后，上极力拒绝，旋派罗、郑、上角赴奉晤板垣，面尽一切。……昨日板自来，改为“执政”名目，避去“共和”字样。势在必行，加以威胁。寿与郑父子不免冲突。上不得已，乃允其暂行执政。
把《我的前半生》和“局文”比较，能发现一些问题。溥仪所述三次会见板垣的时间，前两次在1932年2月23日，第一次为双方在下午的正式会谈，第二次为溥仪招待对方的晚宴，第三次会见则为1932年2月24日晚，板垣对溥仪的答谢宴，即最后确定执政伪满国体的时候。“局文”所录陈曾寿给胡嗣瑗的函札所云“昨日板自来”之“昨日”即为2月24日。“局文”之“接大兄函”，2月26日和2月27日条皆如是说（26日条云：“板垣旋来，此为第三次主张。”），当为哥哥给弟弟的信件在路上走了两三天的缘故。但“三省长官在沈会议建国事”，为“局文”2月19日条所述，这与《我的前半生》第五章第六节《所见与所思》讲的“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”为同一时间、同一事件。按照《我的前半生》的表时逻辑，先有三省长官会议，后才会见板垣。三省长官会议炮制出执政伪满国体，导致溥仪极端愤怒，遂有找板垣抗争之事。而“局文”1932年2月7日条之载，则说明了先有板垣两次会见溥仪又经过“板去后，尚无何动静”（“局文”1932年2月17日语）的过程，终于等来了2月19日令溥仪心里不舒服的结果。究竟哪个文献的表述是准确的呢？ 毫无疑义，“局文”编次有误。因为“局文”另有1932年2月23日条云：“板垣来见，逾三小时。欲以执政的名义为过渡，再由会议定宪法，议国体。其办法极支离，上拒绝之。请板垣晚餐。”这段记载与《我的前半生》对溥仪和板垣前两次会谈的表述彻底吻合。日记整理者未对1932年2月7日“强志弟阅”一函的产生时间进行校勘考订。然《我的前半生》说溥仪第一次会见板垣时，正式得知伪满国体为执政制，请板垣晚宴的“第二天早晨”得知“军部最后的话”，叙事或稍有颠舛。似以陈曾寿所言为准，即板垣在第三次会见溥仪的答谢宴上才有“改为‘执政’名目，避去‘共和’字样，势在必行，加以威胁”的行为。此外，“争到宣言”语为陈氏自说自话，这个“独立宣言”是三省长官会议的产物，溥仪事先不知道，仅仅是遭逢之。当时倘定执政制，溥仪决计不干。至于后来，在板垣的威胁下，末代皇帝为了保住个人的利益，才变得“浑身没有一根骨头是硬的”（《我的前半生》语）。
以下把《我的前半生》第六章第三节《订立密约以后》记录的末代皇帝对伪满政体的具体要求与《陈曾寿日记》的相关内容作一比较，以见信息互补。
《我的前半生》云：
一、执政府依组织法行使职权；二、改组国务院，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；三、改组各部官制，主权归各部总长，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；四、练新兵，扩编军队；五、立法院克期召集议会，定国体。
《陈曾寿日记》1932年8月8日条云：
肖旭约晚饭，见蔡法平，似甚稳练，所拟具体办法：一、执政依组织法行使政权；二、改组国务院；三、改组各部官制：甲，改总务厅长之制；乙，国务院人事处须改定，主计处须改归财政部；一、练新兵以靖地方；二、立法院剋期召集议会、定国体。
蔡法平者，据《我的前半生》说是台湾人，由胡嗣瑗推荐给溥仪。从《陈曾寿日记》来看，溥仪对伪满政体的具体要求似乎为蔡法平所草拟，而《我的前半生》则云为胡嗣瑗所草拟。
两个文献在表达上还有一些差异。“扩编军队”与“靖地方”就有区别；“由执政另提任命名单”加强了陈曾寿所录的分量；“取消总务厅长官制度”比陈曾寿所录更明确。这都宣示了执政的权利和意志。关于总务厅长官制度和各部总长的权限，并非本文探讨的内容，可参考有关研究伪满洲国政治的论著。笔者留意了陈曾寿所录“国务院人事处须改定，主计处须改归财政部”条款。这个条款《我的前半生》未言，但《陈曾寿日记》1932年8月10日条有详尽解释：“财政部为全国财政总汇机关，收支出入皆其职掌，现国务设主计处，一切预算支发，会计皆属之，财政部不得过问，遂成一收支机关，实为创格。国务院需用处，凡有各机关需用物品，皆需由处发给，极琐碎而杂乱，不成政体。”笔者判断，这个具体要求经过溥仪润色斧定，但末代皇帝并不重视国家各机关“琐碎而杂乱”的细部职责，故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有所取舍或遗漏，使《陈曾寿日记》透露的信息益显必要。
张剑为《中国现代稀见史料丛刊（第十辑）〈陈曾寿日记〉》的主编之一，他提到的溥仪、婉容、伪满洲国三个关键词，尚有“婉容”这个关键词可略加说明。
笔者在《南方周末》曾发表《〈陈曾寿日记〉中的溥仪二三事》一文，言及《陈曾寿日记》1934年10月31日条记录了他接到溥仪谕旨，令其辞去给婉容讲书的差事，然此条并未明确说原因。上述“局文”1934年11月10日条则以“接大兄函”的方式道明真相。
上示意辞去讲书之事。直云：“他日椒（指溥仪之妻——‘局文自注’）必废，到不幸之时，于傅有碍，不如预先脱卸，此为保全之意，出于万不得已”云云。
关于婉容出轨被察觉的故事，《我的前半生》仅说了一句话：“有了我所不能容忍的行为。”陈曾寿通过自己的日记和给其弟的信函，两两成双，终于说清楚了末代皇帝当时的意图——必废皇后。溥仪的说法可与若干年后学者对此事的研讨相参阅。
上述文字为历史文献领域的微观比较考察，谨希望学者举一反三，推扩开去，以促进历史微观研究的繁荣和发展，亦有裨于人们对史实和史观的进一步明晰和豁达。
